外卖骑手,客死悉尼

死前,他正在一家名叫Hungry Panda的外卖平台做骑手,9月29日,陈小军驾驶的摩托与一辆公交车意外相撞,因抢救无效去世。陈小军的死远远不是一场孤立的意外,在陈小军出事几天前,来自印尼的Uber Eats骑手Dede Fredy在悉尼郊区马里克维尔被车撞倒,抢救三天后不治身亡。相对较小的平台如陈小军供职的熊猫外卖,成为骑手的门槛更低,官网对安全管理的措辞也更为暧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ID:globusnews),作者:方入冬,责编:张希蓓,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只希望这种事在澳大利亚不要再发生了。”11月9日,魏利红(音)在新南威尔士州议会的听证会上说。她来自中国陕西一个偏僻的村庄,一个月前,她终于第一次踏上澳洲的土地,目的是带回丈夫的骨灰。

她的丈夫陈小军(音)过去几年一直在澳大利亚打工,靠这里相对更高的薪水养活仍在国内家乡的一家老小。死前,他正在一家名叫Hungry Panda的外卖平台做骑手,9月29日,陈小军驾驶的摩托与一辆公交车意外相撞,因抢救无效去世。

外卖骑手,客死悉尼

● 车祸去世的外卖员陈小军 / ABC Health

公交车司机随后被警方起诉,陈小军的身后,留下了一个失去经济支柱的农村家庭:妻子,15岁的女儿,8岁的儿子以及岳父母。

包括澳洲广播公司(ABC)在内的多家当地媒体证实,在法律上,外卖平台没有就此事向家属支付赔偿的义务。因为,骑手是以“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的身份工作,而非平台的“雇员”。出事后,熊猫外卖帮助已经成为遗孀的魏利红取得了澳洲签证,并表示愿意帮她支付葬礼,机票和住宿的费用。

在与媒体的采访中,魏利红感谢了公司的帮助,但她仍决定出席州议会有关零工行业劳工处境的听证会。陈小军的死远远不是一场孤立的意外,在陈小军出事几天前,来自印尼的Uber Eats骑手Dede Fredy在悉尼郊区马里克维尔(Marrickville)被车撞倒,抢救三天后不治身亡。11月21日,同样服务于Uber Eats、年仅27岁的孟加拉国学生Bijoy Paul在悉尼南部郊区罗克戴尔(Rockdale)与一辆汽车相撞后死亡。23日晚,37岁的马来西亚人,DoorDash外卖小哥Chow Khai Shien殒命于墨尔本一辆卡车下。

从一单10刀,到时薪10刀

过去几年,外卖行业在澳大利亚迅速扩张,最新数据显示澳洲人每年在外卖上的消费高达26亿澳元。“基本上天天叫外卖,中餐。” Sheldon这样告诉世界说,他在墨尔本留学四年,极度依赖中餐外卖平台EASI。与Uber Eats不同,EASI和体量稍小的Hungry Panda,抓住的就是Sheldon这样的“中国胃”,只做华人生意。

除了消费,如Sheldon这样的中国留学生也乐于将外卖生意作为兼职外快渠道。Sheldon给餐厅和平台都送过外卖,见证了当地外卖行业一步步做大。四年前,他给餐厅送餐的时候还要到商家给钱拿外卖,然后到客人那里收钱,赚中间差,每单能赚到10刀(约48.7元)

那时外卖行业还处于发展的起步期,接单与沟通甚至需要依赖微信群。“(我们)有个群的。想送就在群里喊一声,平台就会发单给我,”他也坦言当时的合作方式,“不用交税。就是打黑工。”

油管博主“老朱家的”和B站博主“TonyXCT”分别用视频展示了在墨尔本开车和步行送外卖的体验。作为新移民和打工度假者,这种谋生方式的确有优点:门槛低,好上手,还可以帮助你尽快熟悉所在的城市。虽然和直接帮餐厅跑外卖相比,在平台接单的佣金略低,但它提供了“想接就接”的工作弹性。

澳洲的合法工作签证有多种类型,最广为人知的有: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国际学生签证,工作签证,还有过桥签证(Bridging Visa, 一种保证非澳洲永久居民合法居住权利的过渡性签证)

但随着澳洲外卖行业逐渐壮大,外卖员之间竞争加剧,客单价也在不断下跌。在墨尔本华人区的Box Hill Central门口,时常可以看见外卖员扎堆等单,送外卖的主要工具也从私家车变成了效率更高的电单车或摩托。已经退出这一行的Sheldon告诉世界说,他观察到近期中国留学生对做外卖兼职的热情已大大降低。以前,送外卖赚点零用钱对他们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目前留学生群体的兴趣已转向代购和补课。

如今填补了这些空位的主要是来自周边各国的打工者,和陈小军一样,他们大多是为养家谋生而来。新南威尔士州运输工人工会(TWU)近期披露的调查显示,像陈小军这样的送餐员平均时薪仅为10.42澳元,与Sheldon开车送外卖时的收入已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无法达到澳大利亚政府规定的最低薪水:2020年7月,澳公平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全澳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9.84澳元。

上传体验视频的博主当中,也有人公布了自己的收入明细:“老朱家的”平均每周收入大约333刀(约合人民币1621元),每单收入5.8刀左右,接单量最多的一天能赚310刀,那天他在11小时16分内开车送了34单。步行送单收入略低,在保持单手举相机拍摄的情况下,Tony一天送了13单,收入67.03刀,折合人民币320余元。

跟不上的监管与保障

行业逐渐做大,行业生态却在恶化。尽管外卖员已经成为一个数量相当可观的群体,但无论准入门槛,还是工作保障,都和Sheldon当年没有太多区别:可以说,既没有门槛,也没有什么保障。

全行业相对而言最为严格的Uber Eats平台上,骑手的注册页对驾驶不同交通工具的骑手年龄,乃至交通工具的使用寿命做出了一定限制。相对较小的平台如陈小军供职的熊猫外卖,成为骑手的门槛更低,官网对安全管理的措辞也更为暧昧。网站显示,注册成为骑手只需签证证明,有一部能接单的智能手机,自备摩托车,汽车或单车以及“必要的安全设备”。

导致魏利红无法拿到陈小军抚恤金的“独立承包人”身份,也是自外卖行业开始发展以来未曾改变过的初始规则:正是这一点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用人成本,让外卖平台有机会发展壮大。

Uber Eats2016年进军澳大利亚,慢慢成为了当地的行业龙头,目前有11.5%的澳大利亚人使用。总部位于墨尔本的EASI在澳洲的7个城市以及美国洛杉矶,新西兰奥克兰都设有服务,客户数量超过100万,拥有2万多家合作餐厅。一天前,熊猫外卖刚刚宣布完成了7000万美元融资,尽管暂时没有披露其估值。

据澳洲政府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Fair Work Ombudsman)网站的介绍,在通常情况下,雇员享有一系列的权利,例如最低工资、带薪休假、最低或最高工时、退休金,受不公平解雇法的保护。而独立承包人则是“根据协议决定完成特定任务的工作时间”,自负盈亏,“对执行任务责任或受伤负责和承担责任,通常有自己的保险单”,自己向银行交税。

新南威尔士州运输工人工会(TWU)的调查也显示,有超过三成的受访者曾在工作中受伤,其中81%的人没得到公司的支持。

零工经济正在回潮

随着新冠疫情的来临,澳大利亚外卖行业的需求与竞争都在迅速激化,目前澳大利亚经济面临29年来的首次衰退,10月失业率升至7%,这是自7月份COVID-19危机持续以来的最高失业率。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不安再次上演,“零工经济”回潮,更多人从全职岗位转为打零工。尽管这些临时工人有纳税的义务,疫情期间,却被政府价值3200亿澳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排除在外。

由于大量工人失业,做外卖员的工作机会也变成僧多粥少的“香饽饽”。有学者估计,如果把10万名移民工人也包含在发放新冠补助金项目之内,6个月将需要14亿澳元。政府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倘若这些工人无法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养活自己,那么是时候考虑离开。

油管博主Emma Chen几个月前上传了自己在布里斯班送外卖的经历。她所持的打工签证被规定只能短期工作,这让她在无数次求职中面壁,做Uber Eats外卖员成为她少有的机会。

超市里的自行车安全头盔和(车载)手机架全都被抢光了!”Emma Chen和朋友小金来回奔波了三个小时,才买到安全帽。澳洲政府规定骑单车的人必须戴安全帽,有手机架,同时开着前后车灯,否则警察可以罚款。除了这些工具之外,用来装食物的Uber Eats背包(Uber Bag)也要自己到Uber办公室购买。

有骑手向ABC反映,外卖平台公司尽管推出了“无接触式送餐服务”,但在保护顾客和员工免受病毒传播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一名送餐员告诉ABC,外卖平台Deliveroo只给他报销10刀,用于买消毒洗手液(UberEats也采用了相似举措),但仅此一次。今年四月份,他的订单多数是从国外回家自我隔离的顾客。他每天都要送餐,消毒频率是每小时一次,不到五天就用完了。

而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居高不下,或许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过去两个月,随着五名外卖员相继倒在车轮下,新南威尔士州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调查他们的死亡事件中是否存在“可被避免的风险”。如果工作组最终得出平台负有责任的结论,这可能将会推动相关监管法律的修改工作。

但对魏利红来说一切都已经晚了:由于法律不能溯及既往,即使未来外卖员的法律地位得到改变,她仍然无法为丈夫争取到什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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