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毫无斗志地生活

在柏林,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接近某种野生状态。柏林市的公园绿地则遍布每个街区,而无论往哪个方向去,坐车开车半小时之内,就能抵达密集分布本地区的大小湖泊。柏林市政府用尽手段控制房租上涨,也是为了防止食利阶层过度以地产投资来剥削工薪阶层,确保柏林不会变成下一个伦敦和香港。在柏林生活的第一阶段,我带着来自北京的两吨焦虑,急于找到自己新的位置,给自己穿上各种新的身份,找一份工作,建立一家公司。

编者言:去年在北京,聊天的时候说起曾经在一个很偏僻的北美原住民小岛待了一段时间,说着说着,北岛突然说,为什么不写出来呢?于是讨论起来,发现人在离开故乡、前往陌生的环境后有过一些很有趣的经历,并没有完全被发掘,譬如顾晓阳的日本打工记;亦或无关经历,那些前往他乡后沉淀下来的思考,也弥足珍贵,譬如身处多伦多的邹波和柏林的覃里雯。

此时2020年未完,发生的历史性事件已多到令人麻木。如此想来,再魔幻的经历,也不及2020年当下亲历的每一天。去年在北京那场聊天中提及的远方,突然之间变得遥不可及。杨晓帆在纽约的日记中,记录了从三月到六月纽约的风云变幻,和她作为异乡人身处其中的观察与思考。当大部分的旅行被中断,每个人被钉在原地,来自彼岸的思考和声音显得尤为珍贵。

记得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去一个地方待上一周,你可以写一本书;待一个月,可以写一篇长文;待上一年,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我一直在拿这个说法作为拖延的借口,它也确实说明,当在一个地方久了,当新鲜感化为日常,下笔是一件很不太容易的事。看到的太多,被敏锐捕捉的细节累积起来,满眼都是,反而不知从何说起,仿佛变成了一种“沉默症”(董帅:2020.9.1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今天文学(ID:TodayLiterary),作者:覃里雯,原文标题:《在柏林 | 覃里雯》,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柏林,毫无斗志地生活

Friends,Michael Sowa

来到柏林第8年,小区门口的丁香从半米的棍棍长成了4米高的繁茂树丛。另一棵30多米百年大树上的乌鸦群,因为嫌小区里新来的住户太多,一夜之间集体上演“出埃及记”,再也不来骚扰我小阳台上的兔子。另一边阳台外挨着的大橡树上,歌喉宛转的黑鸟曾经唱过两个夏天,后来就只有尾巴蓬松的红松鼠常来摘橡子。这个春季又搬来一家鸽子。鸽子妈妈在窝里静静忍受了几周的冷雨,专心孵蛋。但有一天她哀伤地呜呜了一下午,弃窝飞走了,也许是蛋被松鼠偷走了。

在柏林,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接近某种野生状态。三分之一的德国被森林覆盖,还不包括农场和城市草坪。柏林市的公园绿地则遍布每个街区,而无论往哪个方向去,坐车开车半小时之内,就能抵达密集分布本地区的大小湖泊。

柏林市民们,但凡有点阳光,就往湖上去,往公园或者树林里去,但凡气温升到20度以上,就赶紧脱光(或者半光),饥渴地吸收紫外线。上周有位在天体浴的胖大叔还遭遇了一场意外的仲夏之梦:一只野猪妈妈跑到他身边,叼起他身边装着电脑的袋子就跑,他光着屁股奋起直追,而两只小野猪就趁机在他身后吃掉了他的披萨,惹得旁边其他光屁股的人哈哈大笑。其中一位拍下了一些瞬间,征得他的同意,放到社交媒体上,让全世界人民分享了一分钟的野生乐趣。

正是这样的快乐,这种自在却又和善的自由,曾经让初到德国的我不知所措。作为一个在东亚社会长大的女性,我长出一身盔甲满世界跑,习惯性地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一切攻击:对我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价值、对我的身体、对我的一言一行。

我穿得太古板了吗?太风骚了吗?太随便了吗?太隆重了吗?我的话太多以至于呱噪了吗?太少以至于无趣了吗?对来修理洗碗机的人,我太好说话了吗?他有没有糊弄我这个外国女人?孤身一人在北京的日子里,我晚上出门的时候单肩包里常背着笔记本电脑,随时准备砸向任何突袭者的脑袋,在这里我需要吗?

虽然理性告诉我,我已经进入了一个法治国家,但我的脑子塞满了丛林法则的世界里拼杀和自保的经验。在我之前多年生长和工作的环境里,无论什么坏事发生在你身上,都是你自己的错。被强暴、被欺骗、被伤害、被霸凌、被轻视、贫穷、陷入任何困境……都会被归结为“你没有保护好自己”和“你不够努力”。同情和支持是珍稀的,来自其他人的谴责和教训则供给过剩。

这套盔甲曾让我在很长时间里与柏林格格不入,就像一只带着眼罩的刺猬在水果堆里瞎撞。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柏林说的完全是另一种语言。这或许是昆汀·塔伦蒂诺和乔治·克鲁尼喜欢柏林的原因,这里的人有自己完整的小宇宙,没什么人会追着名流权贵尖叫。

硅谷大神伊隆·马斯克来到柏林,当地朋友给他展示的本地名吃,也就是我家附近的土耳其肉夹馍小卖铺,他排了很久的队才吃上。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在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建厂,虽然本地工程师喜大普奔,但监管机构和本地各类NGO依然不依不饶地确保它符合环保和劳工标准,没有什么开特殊通道的绿灯。

清贫生活固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但也不让人羞耻,鄙视贫穷的人则要被众人鄙视。中产阶级的聚会上也会坦然谈论如何更简朴地生活,少吃肉、少远足旅行,因为减少消费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损耗。

我们认识的一个工程师就更特立独行了,从大公司的铁饭碗岗位辞职,以给人做装修为生,主要的食物来自于超市淘汰的过期食品,每年都要出去各地骑两个月的自行车,而我们这群朋友都得巴巴地等他回来帮我们干活儿。回来的时候他会给好朋友带一罐路边捡回来的果酱罐头,或者一只羊的头骨,上演真人版“猫的报恩”。

需要遮掩的反而是过度的财富,因为过度的财富意味着对他人的掠夺,而炫耀财富则是粗鄙甚至可耻的。曾经每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大游行,都会有些豪车被烧掉。柏林市政府用尽手段控制房租上涨,也是为了防止食利阶层过度以地产投资来剥削工薪阶层,确保柏林不会变成下一个伦敦和香港。

这些点滴考量构成的和谐社会,非常独特,难以言传。我刚到时,也花了点时间适应柏林中产物质生活的朴实——吃的就不用说了,本城最有名的小吃是一个土耳其肉夹馍Doener铺和36号咖喱香肠,两个铺子都在我家旁边的大街上,伊隆·马斯克来了都去排队,长长的队伍常年风雪无阻,然而中国人吃了之后,都有一种人生幻灭之感。

穿的我也不好说啥,在北京我买的那些各种周末聚会和社交场合的衣服,一件也不敢穿出去,就算是朋友爬梯穿出去,都有点太过分。但显然,这种生活方式非常省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社交压力,而且让人能够更专注于其他乐子,比如上天下海各种运动,搞音乐搞艺术什么的。


等我再回到灯红酒绿、彼此估量社会地位的北京上海,反而觉得非常没意思了。

在柏林,我遇到过来自伦敦的前银行技术高管,来自纽约的企业顾问,来自巴黎的创业者,和数不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和艺术家——他们都会跟我说一句同样的话:“我太喜欢柏林了,因为在这里你可以做自己,没有人会强迫你成为另一个人。”

如果说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对一个资本主宰奴役的世界的厌恶和躲避,而柏林的反资本主义文化具有高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这里都有足够的武器来集体抵抗。虽然这些抵抗可能在一代人之间就会被强大的资本瓦解掉,但在全球新一代革命从白俄罗斯到香港,从美国到泰国蔓延的年代,谁说得准呢。

在柏林生活的第一阶段,我带着来自北京的两吨焦虑,急于找到自己新的位置,给自己穿上各种新的身份,找一份工作,建立一家公司。虽然总的来说,我做的每件事都不算糟,甚至还小赚了一点钱,但我开始的每一件事,最后我都厌倦地停了下来。在前38年的经验里,我一直假装在热切地追求,但大多数时候却发现自己是在被驱赶。我的大脑已经决定了要彻底反抗,它不再听从外在的指令,它宕机了。

第二阶段,我意识到什么也不干,也可以是安全的,多年在东亚社会里内化的压力,像蒸汽一样喷掉了。我像雪孩子化在温暖的壁炉前,整天地躺在床上,甚至躲避自己的家人,在北方漫长冬夜的微光里,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完全开放的未来。它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头温柔的巨兽,等我坐到它背上。

然后,大约是在第5年,奇迹发生了,我在壁炉前的地上重新聚拢,慢慢坐到它背上,让它走了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任何焦虑在驱使,不被任何社会压力绑架,也没有什么人在提供暗示,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节奏。

我开始了一个女权主义播客,意外地收获了一批同样关注女权主义的朋友,每个月都有听众热情地催更,像是一个大家庭。我终于开始慢慢地,耐心地写那部一直想要写的小说——不是为了出名,或者赚钱,而是希望能跟世界建立我认为有意义的链接。

在中国的30多年里,我一直是个半隐藏的女权主义者,这不是个特别美好的经历。我从小受到的是妈妈那一代共产主义女权意识的熏陶,“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句话充满了梗着脖子的不服气,其实折射了真实的不平等状况。

我妈妈这代中国女性,比她们的妈妈得到了更好的教育(虽然又被文革中断了),被共产主义纳入了劳动系统,得到了更多话语权。但她们的责任加了一倍,因为依然要负责大部分的家务,生育,照顾和教育孩子。

我们小时候,妈妈经常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因为要做一家人的三顿饭、洗衣服(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买菜、辅导我们的作业,等等。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谁也没有想过要问:为什么爸爸不做家务?但妈妈一面不停地抱怨,一面屈服于父权奴役的一生,对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直观反面教材。

我幸运地得到很好的教育,梗着脖子对抗了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的厌女症文化,击碎了各种“女孩子数学不行”“女孩子上了高中 / 大学就是不如男生”之类的无稽之言,但儒家文化圈整体的父系文化氛围和权力结构,依然每时每刻让人窒息。这种窒息非常隐秘,因为即便描述这种窒息,在整个社会看来都是不合法的,是“偏激”和“极端”的。

一个女性受到的诸多日常规训和压力,甚至细微到表情——女人总是比男人笑得更多,因为笑是取悦者的责任,而一个女人只需要不笑,就会莫名其妙得罪其他人。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他了不起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里写到的这一点,我到了30岁之后才意识到。那时候,我的笑减少了,我不再想要取悦自以为非常幽默有智慧的男人,我想要他们和我平等地对话,谁也不要取悦于谁。但当我表现出这样的态度时,他们开始向后退,转身离开了。

所以,来到大多数人觉得严肃得受不了的德国,我反而宾至如归。在这里,严肃地讨论公共议题是常态——人们可以随时开玩笑,但开玩笑不是义务,而随时转向严肃的讨论才是。德国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是日常对话的一部分,这当然也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点。

在德国,即便是轻浮的小年轻,在遇到对方严肃的谈话时,也会调整自己的态度,这是一种习得的尊重。德国人没有那么多中国式的聪明人,他们不把调侃别人或者调侃严肃议题看作是更聪明的表现,这当然也让他们初次跟中国人打交道时,常常会不知所措。至于中国客户拍着胸脯打包票,或者谈定一个单子握手为契,然后转个背就消失掉,或者改口的情况,对大多数德国商界的中国菜鸟来说,也是一个痛苦的必经历程。

但德国这种普遍的严肃态度,无论对发展反种族主义还是女权主义的讨论,都会更有利,因为这些议题在父权社会的日常讨论里,很容易被以“那么认真干嘛”的态度打发掉。一个中国女性会经常面临这样的局面,当她吐槽针对女性的洗衣机广告是在暗示男性不需要做家务,她要么会被认为是过分严肃不通人情,要么被看成危险分子,但在柏林,女孩子们索性会拿起喷漆罐,把街头苗条模特性感内衣的广告涂得面目全非,顺便加上几句咒骂的标语。

刚来到德国的时候,我也有点受到震动,觉得干涉商业社会广告中通行的美的标准,是不是过头了,当然后来慢慢了解到父权消费主义这个概念,才意识到自己的浅薄。

日常的环境里有很多种隐藏的权力话语,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强大的塑造力。如果不提高对这种话语的敏感,并且改变它们,社会进步不会随着科技进步自动到来。刚到德国的很多朋友,都会被看到满街抱着婴儿的爸爸震惊。“妈呀,这里怎么都是男人带娃?”在超市里,在幼儿园游乐场,在度假村。虽然婴儿期照顾的妈妈还是更多,但周末基本是爸爸带娃时间。

男人洗衣做饭,大家习以为常,不会额外去夸奖。这样的环境里呆久了,习以为常,反而每次回国变成一种刺痛的经验——不是因为国内男人完全不做家务和带孩子,而是他们如果做家务和带孩子,依然会得到不合比例的赞赏。

过去十多年里,我作为一个前互联网媒体从业者,眼睁睁地看着新一代女孩子在互联网消费文化里长大,各种科技进步已经眼花缭乱,机器人都开始在学校里送快递了,受大学教育的女孩子们却开始热烈讨论如何提高自己的配种价值(Ayawawa的mate value),减肥过度以至于月经消失,以及如何击退小三。

科技只是载体,如果承载的依然是垃圾,其实是为垃圾的蔓延提供了便利,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全球都出现了类似问题。只是在急功近利的“互联网思维”渗透程度略轻的欧洲,稍微好一点。

女权主义对父权日常的瓦解,在德国还是很明显的。我在柏林IMAX电影院的女厕所门后,看见过德国的最高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招聘科学家的广告,广告上放的就是女性科学家的照片。大巴和地铁沿线,招聘司机的广告,女司机照片。汉堡招聘警察的户外大广告,女警照片。她们壮大,自信,没有化妆,浑身洋溢着主人翁的气质。

各种为女性赋权的非政府组织和活动群体,从女性程序员小组活动、女性创业家俱乐部,到女性商业领袖的扶轮社,到女性政治家播客,到处都是。

谁要是敢在媒体上追着成功女性领袖问她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八成会被骂得狗血喷头——默克尔总理就基本没有被“为什么不生孩子”这些低级问题浪费过时间。而德国的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为了拯救自己肾脏衰竭的爱妻,给她捐了一个自己的肾,但他妻子不喜欢政界生活,选择不住在总统府里,也没有媒体追着要她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既然没有人追着默尔克的丈夫去让他履行“第一先生的职责”,这也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即便如此,德国的女性并没有生活在天堂里。我读到的一些数据依然让人震惊:2018年,有122名女性被杀害,每小时都有一名女性被伴侣严重伤害,女性每小时工作收入比男性低21%的情况,多年没有改善。

这些数据也能帮助我去大致估算中国讳莫如深的数据,因为在那里,死亡和反抗都是机密,而每天社会新闻里各地爆出来的针对女性的凶杀案(homicide),只要一个月的取样,就知道严重程度,更不要说近些年兴起的街头无差别袭击女性的案件。整个社会的厌女症加剧,它们就像风向标一样清晰,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不过是飓风之前的微风罢了。

我们这些社交媒体有限的传播者,除了碎片式的记录和零散呼喊,也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像每天在沙丘上播种,期待森林出现一样。

写到这里,我意识到这些描述让欧洲的生活显得很抽象,事实上,它可能也的确很抽象。欧洲,尤其是德国向北的国家,没有那么多烟火气。即便是夏季热闹的啤酒花园,人们也保持着舒适的距离。因为到达柏林的时候,我已经接近中年,不再有力气和意愿去和年轻人一起泡夜店,从凌晨泡到下午那种泡法。这让我的生活非常安静有序,只会有偶尔来访的中国亲友带来日夜的热闹。

但欧洲那抽象的丰富,却足够我忙活的。在这里的媒体上和书店里,对世界的关注要宽泛得多。在来到欧洲之前,我虽然有很多见多识广的媒体界和文化界朋友,但这些朋友里,很少有人用平等的视角,来跟我深入地聊加纳的经济、巴库油田的历史、亚美尼亚人的悲剧、伊朗人的流亡、马达加斯加的生态、南极的冰层厚度变化速度——在欧洲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一种自然的“人类共同体”的情感。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这种情感之中的虚伪和局限,但我看到的却更多是一种真正的“生而平等”并且超越国境的人本主义信仰。

在半个千年以前,这种好奇心可能源于殖民主义和商业全球化的动力,但在今天,经过对殖民主义的反省批判和平权运动的洗涤,这种好奇已经变为一个个现代人在全球的探索,试图理解世界,以期理解自身。这种开放的诚恳使欧洲人在老于世故的中国人眼里显得十分天真,但深入了解下去,你会发现天真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带着大国的傲慢和狭隘满世界跑,却看不见人类文化和社会之丰富的大国人。

当然中国人在这点上并不能独占鳌头,我迄今记得在北京和一家子来旅游的美国人聊天的场景:这家子美国人一落地北京,他们常驻北京的美国亲戚就带他们去了一家汉堡包餐馆,我当时正在跟这位美国亲戚短暂地约会,所以被邀请去跟他们见面,在一片此起彼伏高昂的汉堡包赞美诗中,我斗胆问坐在我身边的一个中年美国人,他全球旅行的时候,最喜欢什么经历。他沉思片刻,说:“旅行特别美好,因为每次去到其他国家,我都会深切地意识到,美国有多么的好。”

那是一个真相揭露的时刻,我没有勇气再把这不幸的约会继续下去。但后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我看到大批新兴中产阶级,踏遍全球每一个角落,秀当地最高档的吃喝(然后总要说一句中餐多么好),秀千篇一律的滤镜风景人物照,却没有任何兴趣了解当地的历史和人情,总会让我想起那个美国中年人的真相时刻。

后来我意识到,这种攫取的、自恋的和急躁的看世界态度,其实与中美两国的地理面积、人口、激烈的竞争、赢家通吃的规矩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氛围都有关系。在这样的国家里,普遍会有一种“最文化”,只有“最大”“最强”“最好”“最快”“最牛”“最炫”“最多”……能让他们获得价值感,完全丧失了对世界之微妙、含混、丰富多样的理解能力和尊重能力。而在这种不可靠的、赶牛一样的价值背后,是亿万个在通吃的赢家面前感到挫败的普通人。

几年前,有一位中国互联网媒体朋友,被全球知名的老牌工业展——汉诺威工业展邀请,去采访汉诺威市长。他很自然地拿出采访硅谷企业家的问题,来问这个市长:“你对汉诺威工业展有何期待?”这个德国市长非常诚恳地答道:“我们会让它继续成为全欧洲最好的工业展之一。”中国媒体人愣了:“为什么不是最好,而是之一?”德国市长说:“为什么必须是最好,最好的之一就够了呀。”不要像求偶的雄鸟一样,永远鼓起胸前的羽毛。我想,羽毛在那里,就够了,每只鸟有自己不同的羽毛。

欧洲中产阶级的这种平等多元态度,会让一个来自“最文化”的人初来时找不到路径。甚至一个在北京住了十几年的德国朋友,回到柏林时都出现了适应困难症。没有“最大的搬家公司”“最好的中介”“最好的医疗保险”“最好的学校”这种列表,一切都需要自己去摸索试探,每个选择都有好有坏,她都快崩溃了。但后来,她会慢慢发现,各个选择其实的确各有各的好和不好,就是要耐心点儿。

我被欧洲忙坏了,一开始也是找各种生存落足点的迷茫,有半年时间,我连找个给我装吊灯的电工都找不到。但这些生存问题一旦解决,忙起来就比较愉快了。那么多可以关注的领域,而这里的朋友们对每个领域都有兴趣发掘、聆听和交流。大家在知识的交流里,固然免不了炫耀的虚荣,但纯真的好奇更经常占上风。

所以今天一个谁给推荐个电影,明天一个谁给推荐本书,后天一个谁给推荐个展览……都是令人好奇,却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漫无目的的阅读和欣赏,让我回归毫无功利之心的探索乐趣。我想不到比这更奢侈的事情,大约是人类能够抵达的最好的生存状态,是我这辈子从未体会过的自由——一种“让成就见鬼去吧”的自由。

我就这样,慢慢地消失在柏林毫无斗志的中产阶级生活里,变成一个不忠于任何国家民族、只忠于未来理念的野人,唾弃所有刻板印象对人的塑造,嘲笑一切将宇宙之广袤缩减为“人生十大定律”的傻冒们,只创作自己关心的作品。作为一个从小被灌注“出人头地爱国爱人民”思维的中国人,这大概算是脱胎换骨了。在这个病毒不仅蔓延于人类的身体、更蔓延于人类的大脑和精神的年代,这个人类文明急剧冲下悬崖的年代,能和一个这样的城市一起负隅顽抗,我觉得非常幸运。

2020.8.1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今天文学(ID:TodayLiterary),作者:覃里雯(笔名“苏丝黄”,著名新闻人兼专栏作家。1997年自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毕业,曾任《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生活》《东方企业家》杂志高级记者、搜狐网新闻中心总监、《周末画报》北京新闻中心主任。自2003年起先后在《经济观察报》《ET卫视周刊》和《上海壹周》上开设专栏。著有《冷酷的新闻纸》《思想的历险》《苏丝黄的世界》等)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来源于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