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晓波聊了聊新中产、买房、直播和“影响力上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受访者:吴晓波,作者:周琪,原文标题:《对话吴晓波:我们聊了聊新中产、买房、直播、打工人和“影响力上瘾”》,头图来自:视觉中国2020年,吴晓波在“财经作家”之外多了一个身份,带货翻车的主播。吴晓波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分享了一个巨大的沮丧,这个沮丧与财富积累、公司上市无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受访者:吴晓波(财经作家),作者:周琪,原文标题:《对话吴晓波:我们聊了聊新中产、买房、直播、打工人和“影响力上瘾”》,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年,吴晓波在“财经作家”之外多了一个身份,带货翻车的主播。在年中的一场直播首秀中,60万坑位费的奶粉,他最终卖出了15罐,严格意义上说,是13罐(直播结束后又退回来两罐)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吴晓波本人并不忌讳这个标签,他甚至在事后写了一篇题为《吴晓波:十五罐》的文章自嘲,化用了《百年孤独》的经典开头:“很多年后,回想起无比尴尬和羞愧的今天,我会对自己说,‘我可是那个开过直播、翻过车的吴晓波’。”

在接受《中欧商业评论》采访时,我们再次聊起直播这个话题,他坦言,第一次直播“蛮鲁莽”,而亲自下场“带货”,于公于私都带不来什么实际的收益,还会平添意想不到的烦恼。

他向记者展示朋友发过来的照片,照片里,他的脸和一辆他在直播中“带”过的车被印成海报,出现在天津的一个小区里,“天啊,你没办法控制这些东西,但其实我没必要离商业那么近,对吧?”

商人、商业观察者、网红,多个身份在吴晓波身上构成一种新的困境,就像他对好友、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说的,“对于商业世界,如果你只在那看,无法得出真正的答案;但真正进去后,又会被裹挟。”

多年好友、媒体人秦朔问他,为什么每隔几年就给自己增加一个标签,而不是慢慢做减法,往更专业化的道路走。吴晓波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分享了一个巨大的沮丧,这个沮丧与财富积累、公司上市无关。

“我前两年写过一本《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我曾经打算用另一种方式来写,大概花了两个月挣扎,后来放弃了,回到了《激荡三十年》的写作方式,那一刻我特别特别沮丧。”

他的梦想是“著作等身”,现在出过的书垒起来差不多到腰了,“有很多卖得非常烂,但没关系,还有下一本”。疫情期间,他宅在家里,以每天两万字的速度,写完了《大败局3》,和前两部的案例形式不同,第三部以课程书的形式写,企业和人物只是作为“知识点”的佐证出现。

至于为什么这样写,理由不难猜到,从书本到知识付费内容,《大败局3》的转化链路更短,变现效率更高。

这很“吴晓波”。

关于新中产:不是一个伪概念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你最近出了一本书《这个国家的新中产》,为什么要研究“新中产”?

吴晓波:5年前,我写过一篇《去日本买只马桶盖》,一天阅读量超过60万,这篇文章的火爆说明,一批愿意为美好生活花钱的消费者出现了,我就顺势开始了对“新中产”的研究,这本书是5年调研观察的集结。

CBR:“中产”的定义和标准讨论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结论,你如何定义“新中产”?

吴晓波:说到“新中产”,大家最先想到的是“钱”。究竟一个月赚多少钱叫“新中产”,1万、5万还是10万?你会发现,仅仅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就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

在不同城市,人们的收入结构不一样,在北京月薪2万和在西安月薪2万,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本书里,对新中产在收入上的界定,我们使用了一个比较宽泛的框架。我们定义的关键是这群人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也就是所谓的“软件部分”。他们愿意为什么买单?他们的收入支出结构跟前几辈人相比有什么区别?

比如很多60后、70后,前几年他们愿意在网上买一本电子书,却不愿意花钱买一个视频网站的会员,他们宁可去“讨”,有很多人问我,“你不是认识龚宇,弄两个会员来”,我哭笑不得。他们并不是买不起,平常吃顿饭,可能几千块钱就花出去了,他们只是不理解为什么视频网站的会员这个东西还要花钱买?60后、70后没有为这些买单的习惯,80后、90后就会觉得很正常。

CBR:有一种观点认为“中产”是一个伪概念,在有产阶级眼里,他们就是长得比较粗壮的韭菜,你怎么看?

吴晓波:中国的话语系统中没有资产阶级,我们使用的是“高净值人群”这个概念,这群人的财富获得主要来自理财收入,换句话说,就是“钱生钱”,职务性收入在他们的收入中占比不高。中产阶级基本上还是靠职务性收入,也有部分财产性收入,它肯定不是一个伪概念。

关于买房:前提是要有“两个信心”

CBR:最近你跟冯仑关于年轻人要不要买房有一次对谈,你基本上一直坚定地站在“要买房”的立场,新中产的财富焦虑是否可能通过买房来解决?

吴晓波:“债”这个字,单人旁一个责任的责,一个人有责任感才会去负债,这是我为什么选择“要买房”。如果你对未来没有信心,你要是觉得,我一旦借了钱,或者付了房贷,成为“房奴”以后,这个“奴”字永远在我头上,你肯定不会买房,对不对?

选择买房的,两方面的信心他肯定要有,第一,相信自己未来能够还得起这个钱,自己能赚更多的收入,这是第一个相信——相信自己能成长第二, 他相信房价必须要涨,背后是对城市化的信心。德国没有人买房,房价25年没涨了,德国一个有成长性的年轻人不会去买房,而会选择买基金或者别的东西。

一个是城市化发展,另一个是自我不断发展,鼓励年轻人买房的前提,这两个缺一不行。我并不建议在中国的一些三四线以下、人口净流出的城市买房,那里的房价大概率不会涨。实际上人生就是一道道数学题,不断地计算就好了。

CBR:新中产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吴晓波:其实今天的中国,城市化高成长时期已经结束了。1997年,我30岁不到的时候买了第一套商品房,没借一分钱,那时候几十万就能买到,随后开启了20年房价几何级的增长,到了今天,北京的房子能不能涨都很难说了,可能最多跟着GDP的节奏一起涨。

与吴晓波聊了聊新中产、买房、直播和“影响力上瘾”

我觉得获得财富和打理财富是两件事。理财在中国对新中产阶层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课,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知识付费,在理财上投入的资金和精力逐年增加。

获得财富的核心是让自己不断成长,今年要跟去年不一样。商业角度来讲,你要赶上一辆高速成长的列车,要选择好的赛道、好的公司、好的带头大哥,如果你很厉害,就自己去创业。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商业特别激进的时代,变革特别快,“激进”是获得财富的关键。

CBR:你说自己是一个人生的激进主义者,这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吴晓波:我既激进,也信奉长期主义。比‍‍‍‍‍如当年买房子,我就对自己说,不是只买一套房子,而是每年买一套房子;写书也是如此,不是只写一本书,而是每年写一本书,因为我相信时间的力量。

至于是不是“激进主义者”,要看你怎么定义这个激进,基因里我还是比较敢放弃一些东西,也没那么多包袱,敢于不断拥抱变化。

CBR:你会建议年轻人不要给自己留后路?

吴晓波:我觉得不要留,因为本来就没后路。你会没饭吃吗?不会,就不要留后路。

关于直播:需要重新认识我和直播之间的关系

CBR:你现在对直播认识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深度?

吴晓波:我是做商业研究的,一个人面对一台机器,一个晚上能够产生几千万、上亿甚至十几亿的销售额,这在商业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播肯定是今年最大规模的一次新零售实验。

对我来讲,我需要重新认识我和直播之间的关系。比如第一场做直播,可能是蛮鲁莽的一件事情,激进地把它吞了下去,发觉不行,再做第二场,12月31号,我们会做14个小时的年终直播,会有很多人和我一起把这场直播撑起来。

与吴晓波聊了聊新中产、买房、直播和“影响力上瘾”

吴晓波淘宝直播卖货首秀

我们还会在直播赛道里面做很多实验,比如最近在拍一个直播的纪录片叫《直播启示录》,投入200万,打算用6集讨论直播行业里各种各样的问题。

直播是一个很大的赛道,至于下场卖货,就是玩一下,其实对公司和我来讲,带不来什么直接的收益。这两天还有一个朋友给我发照片,我之前为一辆汽车做了个直播,结果他们把我的脸贴到天津的一个小区里去了。天啊,你没办法控制这些东西,但其实我没必要离商业那么近,对吧?我有时候会反思,自己是不是离商业太近了,我还是希望拉开距离,保持一个观察者的身份。

CBR:知识付费还是一条好的赛道吗?

吴晓波:是的。就像直播会成为零售服务行业的标配,知识付费也会成为学习领域的标配。今天的知识付费和2016年这个概念刚兴起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有在线学习产品,还有线下培训,知识付费和教育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定价也越来越高,之前可能业内共识是不超过199元,现在几千块、几万块的产品都有,也有年轻人愿意买单,换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想象它会发生。

CBR:很多人说你“看多中国”,这是因为2020年比较艰难,你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正能量,还是你内心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乐观?

吴晓波:我长期研究中观经济,危机的发生对我来讲并不是个很意外的事情。我1990年开始工作,工作那年就是大危机,经济大萧条,全世界制裁中国。我写的《大败局》,描述了2004年的危机,《大败局2》写的是2008年的危机。危机对我的工作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它意味着一个好的题材来了,意味着我要去观察危机会带来哪些变化。

这次我们也看到,疫情以后,中国经济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就要到年底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全球的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就是中国,另外9个肯定是负增长。你也会看到,危机中倒了一批企业,我很多朋友的企业也倒了,但另一方面,直播、工业互联网、城市大脑等等行业正在崛起,新的跨境电商也出现了。

就我的观察而言,这个国家的前进并没有停止,也没有因危机而变得保守,相反,如果你跟全球比的话,中国的年轻人和企业家都是挺开放的一代人。

关于“打工人”:年轻人并不真觉得自己是个打工的

CBR:现在大家都说自己是“打工人”,你怎么看“打工人”?

吴晓波:我觉得打工人和996都是大家的自嘲。市面上没有一个公司要求自己的员工996,我们公司也没有,但依然有很多人七八点才下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可以举出好多个。第一,他确实忙不完;第二,他就想待在公司;第三,因为有晚饭可以吃;第四,很多公司9点以后下班打车可以报销;第五,为了躲开下班高峰……很多因素促使他成为了一个996。

与吴晓波聊了聊新中产、买房、直播和“影响力上瘾”

网络热词“打工人”解释

年轻人自嘲“打工人”,并不是真的觉得自己个打工的。其实公司和员工之间的对等性越来越高。我工作的时候,把公司叫单位,个体对机构的依附度非常高,失去工作几乎就等于失去了生活。60后、70后这一代人,工作跟自己的兴趣爱好没啥关系,只是为了谋生,但对90后来说,兴趣可能是第一位的,他们不太会取悦别人,越来越取悦自己,如果对工作没有兴趣,他就不愿意干。

CBR:《这个国家的新中产》里说,40%的新中产10年后的工作意向是去创业或从事自由职业,是不是因为他们虽然喜欢工作,但不一定喜欢上班?

吴晓波:人跟工作之间的关系改变跟信息化革命有很高的关联。六七十年代,管理学上提出“知识工人”的概念,指的是工人在公司并不完全靠制度和公司赋予他能力,他自己具有学习成长的能力。

80年代,《第三次浪潮》出版的时候,托夫勒指出,信息化革命以后,组织和人的关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人们处理信息不需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当电脑与电脑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可以在家里办公,从公司的状态中被解放出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中国是被互联网改变得最彻底的国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独立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从服装设计到文字创作,再到很多摄影师朋友,他们自己都是独立的个人,都正在“自我雇佣”中,我认为,未来组织单位一定会越来越细小。

关于“影响力”:失去影响力就像死亡,随时可能到来

CBR:你渴望自己成为一个赫拉利式的预言家吗?

吴晓波:我应该不会成为赫拉利。赫拉利连手机都不用,他通过历史和逻辑来推演对未来的看法,我花大量时间走进企业,我比他更微观,我所能够表达的既是明天要发生的事情,也包括正在发生的事情。他预言的是更久远的未来,他有更加宏大的理论框架。我更小心翼翼一点。

CBR:许知远评价你“对影响力这件事上瘾”,你认同吗?

吴晓波:我觉得对知识分子来讲,或者作为一名写作者,你一直做的就是影响力的事情。单向街15周年做了3200场对话,这也是做影响力。其实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做影响力的事情。这会上瘾吗?没人告诉你,但影响力会成为你的驱动力。

我长期处在同一个状态,对影响力并没有太大的感知,可能一旦没了,会感到失望,因为你长期做的就是阅读、观察、传播,如果你的工作不被人关注,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你已经out了,属于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吧?我们这个行业里有很多人,仍然在努力,但无论多么努力,人家都不会再多看你一眼,因为他们觉得你没有进步。

“失去影响力”那一天肯定会到来,但我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就好像人面对死亡,你得做好准备,保持好的心态。哲学上说,人在成年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思考和死亡之间的关系。你不需要每天去想,但这件事情对人生很重要。当然,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太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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