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税的巨富阶层,全球化中的投机者

逃税的巨富阶层,全球化中的投机者,收入、财富和机遇不平等现象本身已经让民众对当今世界经济分配的正当性产生怀疑,而巨富人群和跨国企业逃避税收的问题更是暴露了经济制度中的漏洞,加剧了人们对精英的不信任与不满意。

据国际人道援助机构乐施会Ox-fam统计,全球最富有的26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世界收入较低的一半人群的财富总和!当今世界不平等问题之严重可见一斑。

收入、财富和机遇不平等现象本身已经让民众对当今世界经济分配的正当性产生怀疑,而巨富人群和跨国企业逃避税收的问题更是暴露了经济制度中的漏洞,加剧了人们对精英的不信任与不满意。加上近些年来的全球化规则让资本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收益规避监管,而普通劳动者只能被禁锢在本土市场,二者议价权的此消彼长,更是让各国对资本趋之若鹜,却疏于对劳动者的保障和支持。

在此背景下,潜心研究不平等问题多年的法国经济学家赛斯(Emmanuel Saez)和祖克曼(Gabriel Zucman)在《不公的胜利》(The Triumph of Injustice:How the Rich Dodge Taxes and How to Make Them Pay)一书中探讨了积习已深的巨富阶层和跨国企业逃税问题,并提出了恢复全球“税收正义”的倡议。

不成匹配的收入与税收

近些年,全球民粹主义兴起,保护主义抬头,究其原因,与中产阶级缩水和贫富差距扩大有很大关系。以美国为例,1980年代初,1%的巨富人群财富占全国总量的比例为10%,这大大低于收入底端50%人群的财富总占比。而到了2018年,巨富人群的财富比例一跃飙升至全国20%,而底端一半美国人的财富占比一路下滑,目前仅占全国的12%左右。经济模式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使得收入的两极分化成了这些年的一大趋势。

而贫富差距的扩大,却并没有带来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应变革。原本对高收入征税较高的“累进”税收体系逐渐受到侵蚀,渐渐退化成了实际上“累退”的税收制度。例如,美国前400名富豪1960年的平均税收接近60%,这一税率半个世纪来不断下降,直至今天的20%左右,而处在收入底端50%的人群平均税率则一直维持在20%,甚至稍有增加。换言之,今天美国富豪们的平均税率,要低于美国中产阶级,这种“怪状”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作者一针见血地写道:“这完全是财阀统治下的税收制度。收入顶端的税率低至20%,这就意味着财富可以不受阻拦地流向富人,富人的权利会不断扩大,包括他们影响政策和左右政治的权力”。

如果说个人税收体系的累退是国家政治的失灵,那么跨国企业规避税收的崛起则是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缺陷。

据塞斯和祖克曼计算,全球约有6千亿美元的跨国企业利润为了避税目的被人为转移到了避税天堂国家,占总利润比例的40%之多。美国企业海外利润更是有高达60%被转移到了避税天堂,如果细读公司财报,我们便不难发现这样的滑稽数据:美国企业在百慕大的利润额,要高于其在英国、日本、法国、墨西哥利润的总和!而这皆归因于百慕大企业税为零。

曾几何时,各国企业遵守注册地税法,即使是拥有跨国业务的企业也不会大规模避税。直到20世纪中叶,美国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在国家收入中的占比相当,而这两种税收在1960年代开始逐渐偏离,个人所得税总额今天是企业所得税的10倍之多。不管是由于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高企,股东权益理论的兴起,还是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盛行,跨国企业开始逐渐主动地开展全球避税策略。他们通过转移支付、向低税率国家分公司发放贷款、转移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等手段,将大量的海外利润人为地转移到了地税收地区,从而达到降低集团总税收额的效果。

这一举动,表面上降低了公司税额,增加了股东权益,而实际上是对各个主权国家税基的侵蚀,国家无法向企业征收相应税收,便需要从其他渠道寻求资源,这样一来,更多负担往往落到了劳动者的头上。虽然各国为了吸引跨国企业屡次降低企业税率,但目前来看收效甚微,塞斯和祖克曼将其形象地称为“国家主权的商业化”。

税收改革何去何从

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归根结底源自现有全球化的部分规则,而税收系统的缺陷正是这类规则之一。作者在书中对如何改革税收系统提出了详尽的建议。

不论是投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务,增强社会保障体系,还是应对公共卫生或是气候危机,公共投入的重要性已在当代经济中日渐显现了出来,以合理的手段对收入高的个人和集体征税是公平和繁荣社会中的重要环节。

当今的国际税务体系源自一百年前,远不能适应变化中的全球经济。除了增强偷税漏税监管,加强国际合作等手段,对于跨国企业,作者还提议按照以企业在各国销售额比率为基准征收企业税,虽然并非完美方案,但这一方案远比大量纸面利润被转移到避税天堂要来的合理。对于各国个人税收改革,作者建议填补漏洞、简化流程,以“相同收入相同税率”的原则征税,这就意味着股票分红、资本收益、商业收益、租金、利息等收入来源需要去除繁琐的征收规则,而和劳动收入一样遵循累进原则。除此以外,作者大力推进对资产达到千万级别的巨富人群征收财富税,而这种对财富“存量”的税收正是为了避免对不同收入来源的调整和操纵使得“老板交税少于秘书”的荒谬现实。

2016年的美国大选辩论中 ,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就共和党首选人特朗普的税收问题提出发问,指责后者逃避税收。而对此,特朗普平淡地说“少交税是因为我聪明。”支持者也许会为特朗普聪明避税而喝彩,殊不知,富人少交税正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大问题。塞斯和祖克曼在《不公的胜利》中找出了症结,并为改革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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